“定量指标”反垄断——监督机制且行且修订
GPO在美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，但其效率、公平性、供应保障能力始终被质疑。尤其是近二十年来，GPO朝着高度集约化的趋势发展，质疑声愈加强烈。
争议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：1）GPO能否有效降低采购成本？2）GPO组织强大的购买力是否导致竞争减少，形成垄断价格？3）GPO采购模式是否抑制创新产品发展？4）GPO是否导致药品短缺？
为了回应公众质疑，GPO自身修订了其行业协会的准则，以对成员机构实施监管；政府机构亦出台了相关的政策，防止GPO形成垄断。
1996年，美国医疗保健强制反垄断政策中提出两个定量指标用于控制GPO组织的采购行为：要求一个医疗机构通过一个GPO采购的某一产品或服务的数量，不能超过该医疗机构该产品或服务总量的35%；同时，一个医疗机构通过某一GPO组织采购的总额，必须低于该GPO组织全部采购总额的20%。两个指标旨在控制GPO组织的市场势力，避免过高的市场集中度。对GPO运行经费的管理主要是依据1987年美国《社会保障法》中的“安全港”条例，允许GPO收取不超过合同金额3%的费用。
2005年健康行业集团采购协会设置了一套指导GPO行为的道德准则和商业准则，要求其成员每年报告政策信息和商业实践情况，同时要求其监测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创新产品，并及时将它们纳入采购合同。2008年对指南进行了修订，要求对具有增量效益的产品及时纳入采购范围。
中国启示：美国两大采购理念值得借鉴
目前我国为应对医疗费用上涨给医保基金带来的压力，各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纷纷进行采购模式的探索及变革。其中上海、深圳参照美国GPO模式建立起政府主导的第三方GPO采购平台。
但是，我国与美国在医院所有权、医保类型、医保支付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，并且我国医保的地市级统筹决定了药品采购主要以省、市为单位组织实施，因此完全市场化的采购行为目前在我国是不可能的。因此笔者认为，仅仅比较我国GPO与美国GPO的差异并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；对美国GPO采购模式的深入探讨，应聚焦在其采购观念上。
1、临床导向药品购买
美国GPO组织根据会员医疗机构的购买意愿集合订单并进行价格谈判。购买产品的选择由临床一线的医师及专家组成的临床委员会决定。这使得药品的临床疗效得到保障，用药习惯得到尊重，还兼顾了价格因素。
而我国药品集中采购中医疗机构的购买意愿仅体现在品种品规上，“临床疗效评价”被简单的“质量层次划分”取代；之后价格因素便成了药品能否中标的唯一因素。这导致采购药品的实际临床价值难以保证。
2、批量式采购
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在药品采购中积极推进“带量采购”，由原来简单的“杀价”变为“以量换价”，通过降低供应链成本带来降价空间。随着“带量采购”的落实及范围扩大，我国可考虑适时推出“批量式采购”。
美国GPO批量式采购通过一张订单可以聚集大量产品组合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“以量换价”。这对我国药品采购中的降价策略有很好的启示——对于相同供应商提供的入围品种可以合并进行“带量采购”，以进一步压缩供应链成本，扩展降价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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